视频与文字实录｜阎学通对话Kirshner：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
Editor's Note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 Jonathan Kirshner 在其新著 An Unwritten Future: 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中指出，我们需要重拾古典现实主义这一“失落的智慧”，以审慎、包容、负责任的态度面对我们的时代之问。未来并非已经写就，政治智慧的巧妙运用仍然有机会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一些、甚至好得多的未来。
3月27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P）与北大国关学院（SIS）和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合作举办了“国关理论前沿”系列学术会议的首场专题研讨。在会议中，PUP副社长、全球发展部总监 Brigitta van Rheinberg 主持会议并致开场辞，波士顿学院教授 Jonathan Kirshner 与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先后做主旨发言，随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Jack Snyder 与北京大学教授于铁军分别进行了评论。四位学者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理论进行了讨论。活动最后，Kirshner 教授与阎学通教授回答了观众的相关提问。本文是此次专题研讨会视频与完整文字实录，以供感兴趣的听众和读者们参阅。*本文约2万3千字，建议先收藏再阅读。关注并星标“普林斯顿读书汇”公众号，不错过未来的精彩推送。
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不清晰的未来：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
An Unwritten Future:
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主讲人】
Jonathan Kirshner，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康奈尔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Stephen and Barbara Friedman 荣誉教授
阎学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与谈人】Jack Lewis Snyder，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Robert and Renée Belfer 国际关系讲席教授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主持人】Brigitta van Rheinberg，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全球发展部总监
主办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开场辞：学术对话的全球视野
Brigitta van Rheinberg：晚上好。欢迎来到“国关理论前沿”系列学术会议的首场专题研讨。本次会议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P）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IS）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从2023年开始合作举办的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旨在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与中国的重要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讨论、碰撞思想。当然，他们在国关领域的研究是有重叠的。我是 Brigitta van Rheinberg，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全球发展部总监，我很高兴能主持今晚的活动。该活动将围绕科什纳教授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新书，这本书于去年秋天出版，名为 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不清晰的未来：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在这本书中，科什纳精辟地阐述了他认为古典现实主义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持久的理解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关键事件，包括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国际冲突，以及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的终结对未来政治的影响等。我只是想在讨论变得更热烈之前先抛出上述问题。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几位演讲者，并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类对话是我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进行简要的说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自己定位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出版社。我们在普林斯顿、牛津和北京都设有办公室，我们从世界各地，也越来越多地从美国和欧洲以外招募作家。我们是全球性的出版机构，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将最好的学术思想带给世界，并将在不同影响范围内的作者和读者联系起来，从而推动和丰富全球对话。我认为，只有通过彼此间的对话，加深对彼此观点的理解，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健康的世界。毫无疑问的是，人类正面临巨大挑战，从气候危机到持续的战争，再到东西方严重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也只能来自全球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像今晚这样的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再次强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的联系和在此的长期投入。尤其重要的是，自2017年我们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以来，我们与中国许多极负盛名的机构和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天，我想代表PUP表达对此次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合作的深切感谢和赞赏。我此刻非常激动，因为今晚是我们与这两个机构开展的一系列学术讲座和对话的首场专题研讨。因此，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两位主要发言人：科什纳教授和阎学通教授。两位都是与PUP合作的作者，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科什纳教授是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已经与PUP合作四次了。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去年秋天在“普林斯顿国际历史与政治大视野系列丛书”中发表的最新著作，名为 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不清晰的未来：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阎学通教授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资深教授和院长，已经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出版了两本著作，第三本合作著作正在撰写之中。阎教授很了不起，他不仅是PUP的好朋友和支持者，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顾问理事会的成员。我们还特别感谢两位与谈人同意参加本次活动。一位是 Jack Snyder，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Robert and Renée Belfer 国际关系讲席教授，也是去年出版的 Human Rights for Pragmatists: Social Power in Modern Times（2022, Princeton,《实用主义者的人权》）一书和其他许多著作的作者。于铁军教授是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也是我们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IS）的重要合作伙伴。欢迎各位。 我还想就会议流程进行简短的说明：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这次对话，每位主讲人的发言时间不超过25分钟。之后，我将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并邀请斯奈德教授和于教授进行评论，每位时间不超过15分钟。接下来，所有4位演讲者将进行大约20分钟的讨论，之后我们将面向观众进行10分钟左右的问答，然后结束今天的讨论。本次研讨会将于10点钟结束。好了，我不再多说了，科什纳教授，发言权交给您。
主旨发言一：现实主义与不确定性
点击下方视频观看 Kirshner 教授主旨发言
Jonathan Kirshner：非常感谢你的介绍。首先，我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别是我尊敬的同事们，他们今天能出席会议，让我深感荣幸。我真的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与这些学者进行对话。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会尽量保持我的评论相对简短，如果我说得太久，请随时告诉我。
我不想在我的评论中讲太多，但作为对话的基础，我确实想涵盖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核心要点。我想谈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想把重点放在我在书中发现的两个关键的理论对手上，以及为什么这些理论无论多么流行，他们的方法上都存在根本的缺陷。之后，我想把我讲述的内容应用于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感兴趣的事情——中美关系上。我再强调一次，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两种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两个理论使我们误入歧途，它们显然是错误且误导人的。然后我会补充一些我认为的古典现实主义方法的见解，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我将简要介绍我在书中所做的工作，并试图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古典现实主义对我们理解世界政治有所启发。
因此，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实话说，我想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重拾现实主义，重新阐述一个版本的现实主义。我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定义过于狭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是如此占主导地位，以至于同行专业人士都将结构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好像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种实践或支持现实主义范式的方式，我还想将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进行对比，那就是讨价还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这就是本书的两个理论对手。在此之外，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并非在“传福音”，我不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我这一类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这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学术独裁对世界是有害的。因此，我在这里试图阐明一种研究世界政治的方法，并认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政治。但这不一定是所有学者都接受的方法。
说到这里，让我简要地谈谈我想在书中详细讨论的两个有问题、却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简要来说，一个是结构现实主义。我认为它在我们的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它本质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的，那就是对寡头垄断理论（oligopoly）的误读。在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使用了来自微观经济学的模型和系统的类比，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向行动者施加压力的经济市场系统，行动者要么做出反应，要么被淘汰。这很好。我确实认为，普遍存在系统压力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是有见地、有影响力且重要的。但正如倾向于古典现实主义的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的那样，世界是一个寡头垄断竞争的世界，而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比喻。最重要的是，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也就是参与者会塑造市场的性质。即使他们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他们的选择反过来也塑造了其他参与者所面对的市场力量。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大国，也就是寡头，从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政策选项中进行选择，每一项都可能奏效，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非常微妙。但这意味着现实主义者真正关注的大国不会对同样的刺激做出类似的反应，而他们的行为反过来会塑造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激励结构。所以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国家选择很重要，政治尤其重要。但它在结构现实主义中并不重要。更进一步而言，寡头垄断理论甚至不能告诉我们，在最初的自然关系中，双寡头之间是竞争还是合谋。这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一个两极秩序中，运用寡头垄断理论的话，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两个大国是会相互激烈竞争，或是试图妥协并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以分享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事实上，寡头垄断理论告诉我们，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行动者通过合作能够取得比竞争更大的利益。我不是说这一定会发生，但我想强调的是寡头垄断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可以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隐喻。
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极具影响力的讨价还价学派也有类似的问题，即所谓的对战争的理性主义预期（rationalist expectation for war）。它的根本缺陷在于，讨价还价模型完整且明确地包含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理论。但在国际关系中，理性预期理论实际上大部分是错误的。它没有很好的实证检验，一些情况下虽然与经济学研究相关，但根本不适合研究世界政治。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中讨论具体细节，就不在此刻展开了。对战争的理性主义预期理论善于标榜自己，因为他们听起来很理性。你的理论是什么？如果你不采用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那就是非理性的。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并不是真正理性的，他们是超理性主义者，不合理的非理性主义者，以至于掩盖了核心问题。这个理论若想运转起来，必须假设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决策者、个人共享相同的、本质上正确的基本理性模型。理性主义预期理论对此非常明确。但是，如果所有的参与者并不共享相同的世界政治模式，整个理论就会崩溃。如果有许多类型的因果模型，理性主义预期理论就会崩溃，对战争的理性主义预期理论也会崩溃。另外，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者、决策者、甚至是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他们对不同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理解有着明确的区别。
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回到古典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许多与现实主义学派有关的人关注无政府状态，强调权力平衡的重要性，以及武装冲突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潜在可能性或前景。但与结构现实主义相比，古典现实主义非常强调历史、内容和目的。因为它认为世界是寡头垄断的，因此大国所做的选择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大国可以做出一系列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选择和偶然性的世界里。大国做出选择，这些选择是有后果的，它们不会仅仅为了填补故事的细节而产生后果。相反，这些后果反过来塑造了政治发生的国际环境，而这种环境不仅仅是无政府的混乱。当然，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就像结构现实主义一样，但它也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且不可还原（irreducible）的环境，这是一个在对话中甚至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被随意使用的术语。许多理论含蓄地接受了“风险”而不是“不确定性”的概念。我们都在谈论对手的意图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但这并不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掌握适当的因果模型来解释世界政治。在风险中，我们在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明确而完整地知道所有可能结果的潜在分布。就像掷两个骰子，当我掷两个骰子时，我不能告诉你结果会是什么，这对我来说是未知的，但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你得到任何特定数字的几率。
古典现实主义拥抱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无法获知所有潜在事件的分布。它用某些类型的警告和禁令来调和分析过程，而这些警告和禁令在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对手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更详细地阐述一些古典现实主义的内容。但考虑到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考虑到时间的短促，考虑到这些特定观众的兴趣，我确实想通过对当代中美关系的一些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我认为可以通过我们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分析显示出结构现实主义的不足之处。让我们思考两个影响力巨大的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的研究。一个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cheimer）有关，他的著作是《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还有一个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有关，他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也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并与他自己模型的5个核心假设保持一致。但是，从他的理论只能得出逻辑矛盾的结论。此外，它为美国和欧洲开出了只能被称为愚蠢的政策处方，对于中国来说也一样。从一个非常结构现实主义的假设出发，他认为所有国家都追求安全，这是他的核心假设之一，即国家想要做的就是生存，这是国家的目标。他提出了根本上有缺陷的论点，他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这样做。我想在这个词上停顿一下，因为对于一个生活在不确定世界中的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我们真的不喜欢用“不可避免”这个词来形容任何事情。但他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而且“应该”——这也是一个规范性的论点——使用军事力量争夺地区霸权。他还认为美国“将会”而且“必须尽其所能”阻止这一点。在书中，我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他在关于中国的两个问题上都错了。他的结论没有看到“成为”地区霸权和“寻求”地区霸权之间的区别。米尔斯海默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位置就是地区霸主，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想成为地区霸主。不一定。因为“获得”（achieving）地区霸权和“争夺”（bidding）地区霸权是有区别的。争夺地区霸权，尤其用军事力量争夺地区霸权，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这有必要吗？这会让你更安全吗？记住，米尔斯海默的核心假设是国家追求安全。你看看历史上那些一开始相当安全的大国，最终几乎只有一条毁灭之路，那就是用军事力量争夺地区霸权。
因此，如果国家真的想尽可能地安全，就不会蠢到用军事力量去争夺地区霸权。然而，这正是米尔斯海默不仅敦促中国，而且认为中国必然会采取的行动。他对美国的建议同样奇怪，因为美国已经获得了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奖”（Brass Ring），即美国已经是一个地区霸主，它自然是很安全的。这还没算上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水域的巨大阻隔力量”（enormous stopping power of water），或者叫“强大的蓝色威慑”（robust blue deterrent）的存在，以及其他使美国成为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的种种因素。再强调一次，在古典现实主义世界中，大国选择的政策可以塑造国际体系的性质。我们不禁要问，跨越太平洋，尽我所能扼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真的有利于美国。单从米尔斯海默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一点并不清楚——对美国安全的紧迫威胁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总结一下这个问题，米尔斯海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中阐述了他的逻辑，而我认为他在逻辑上有矛盾，并提供了愚蠢而危险的政策建议。
让我们转向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美中关系，那就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我想说的是，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曾说过，斯巴达害怕雅典势力的崛起，这的确是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关键原因。但这并不是修昔底德想让读者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我还想在这里指出，不像艾利森的说法，也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国，雅典和斯巴达没有避免战争的发生。尽管艾利森声称双方都在尽最大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修昔底德赞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英雄伯利克里，实际上更像一个“战争贩子”，他向公众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让公众接受了他的观点，即战争是必要的。尽管在伯利克里发表演讲之前，大多数公众并不这么认为。同样，斯巴达人后来也后悔没有采用适当的渠道调解争端，比如通过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仲裁条约中的条款和措施。任何一方都为战争尽最大努力，并在许多方面都支持战争，修昔底德也是如此。
但有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且与当代中美关系有关，那就是大国的傲慢。修昔底德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雅典并没有因为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毁灭，而17年后，雅典却因企图征服西西里岛的愚蠢行为而失败。这源于雅典人的狂妄自大，而不是陷入某种陷阱，比如斯巴达因为雅典发展太快而感到恐惧。狂妄自大和过度扩张，这才是对大国重要且不朽的教训。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我刚才说过，米尔斯海默和艾利森关于世界政治的结构主义理论把我们引向某种令人沮丧的状况。
事实上，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看法与这两种方法非常不同，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古典现实主义对中美两国的命运也持谨慎、甚至可能是悲观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丰富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它可以一直追溯到修昔底德，贯穿古典现实主义的所有伟大学者，到1981年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而告结束。吉尔平的这本书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的动态，以及冲突和国际关系如何由权力平衡的变化所驱动。与大多数结构现实主义者不同，与米尔斯海默不同，吉尔平明确表示国家不是简单的安全追求者，国家有自己的野心。事实上，与40年前相比，甚至与20年前相比，如果遵循“国家追求安全”这样的核心假设，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比过去少一些，因为中国今天比20年前或40年前安全得多，国家能力也强得多。只有在国家雄心勃勃的情况下——我不是在单单谈论中国，我是在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如果国家变得更有能力，变得更有野心，我们就更需要研究那些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
对于一个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美中关系呈现出一种永恒而令人烦恼的困境。因为从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不仅因为安全，也因为野心，往往会搞出麻烦。再强调一次，这并不单指中国，历史上所有新兴或变得更加强大的国家都是十分难对付的。美国、日本……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变得更加强大的国家，它们制造着世界的紧张局势。而既有大国往往不愿在力量平衡变化的背景下改变原来世界的运作方式，这是最令人烦恼的国际关系问题之一。古典现实主义倾向于强调和关注这些变化中的关系所带来的挑战以及权力平衡的变化。古典现实主义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想说的是，它确实提供了一些本能，而这些本能像是走钢丝——本能地尊重权力，尊重他国的权力，认清本国权力的限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古典现实主义可能会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更好地，正如卡尔（E. H. Carr）所说的那样，让世界和平地变化而不是通过战争来改变。但与此同时，古典现实主义者确实倾向于将世界视为一个危险的地方，并将国家视为野心勃勃的，因此国家在适应或承认他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时，往往对他国的野心有一种模糊的担心，所以国家也需要谨慎行事。
我的时间即将用尽，所以我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古典现实主义对世界政治和美中关系有很多重要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它，是因为如今我们两个关于中美关系的理论视角——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在相当程度上是生硬的、模糊的并且错误的，因此我敦促我们尝试寻找其他方法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和耐心。
主旨发言二：关注行为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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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讨论：理性、行动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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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他在书中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我也认为，有时他让自己的修辞带偏了，忽视了理性主义的一些好处，甚至可能掩盖了科什纳教授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种方式借鉴了理性主义模型的事实。所以，在我的评论中，我想说的主要观点是，理性主义作为组织问题的严格框架是有价值的，即使它给出的答案要么是完全错误的，要么是有点错误的。我们在理性主义中学习。科什纳教授在书的一开始就说，我们工作的目标应该是有针对性的，适用于特定的情况。我们的目标不应该被泛泛而谈地检验，因为当我们像理性主义者一样不懈地追求这个目标时，我们会以抽象、程式化又精确但却未必正确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这是一种智力上的错误，会导致行动上的傲慢。现在，他说“模糊的正确总比完全的错误强”。这是一个引语，我认为当我教授社会科学方法时，我有时会引用亚瑟·斯廷奇科姆 （Arthur Stinchcombe）所说的，他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他的话恰恰相反。斯廷奇科姆说，犯错总比被误解好。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含糊其辞，人们会误解你的观点，你会把信息同化为你先前的信念和你的假设，因为你的论点是模糊的，你总是会发现有些证据是支持你的。斯廷奇科姆说，不，最好是精确和清晰，寻找证据，像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做的那样，当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需要把自己的假设放在一边，或者在重要的方面进行调整。
所以，在我的发言中，我想提到一些学者，他们可能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可能不是，但我知道科什纳教授非常尊重这些学者，首先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它是由猎鹿博弈（Stag Hunt）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构成的。这是基于数学逻辑的理性理论。所以，这应该是科什纳教授担心的那种理论，因为这种错位的具体分析可能会导致某种傲慢。但科什纳教授和我们一样清楚。这并不是杰维斯使用理性主义博弈论来建立安全困境模型的方式。安全困境被定义为一种情况，即你为增加自己的安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然会降低对方的安全，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和冲突。杰维斯用数学框架表明，在安全困境条件下，即使人们完全理性，他们也会陷入对双方都有害的冲突中——比假设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合作更有害。
但这是否意味着杰维斯认为所有人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时都是理性的？不，因为我们知道杰维斯是以“一手创造了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领域”而闻名，他探索了决策者容易产生误解和认知偏见的多种方式，这些误解和认知偏见会加剧冲突。所以，杰维斯并不是说冲突中没有理性的成分。他说有，这是安全困境文章的第一点。但第二点是，他们也有很多心理偏见，使安全困境更加糟糕。对我来说，作为这本书的读者，我认为杰维斯用理性主义来阐述两点：理性的人可能会因为理性的原因陷入相互伤害的冲突；但他也用理性主义建立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开始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入非理性因素。
所以，关于不同历史经验的观点，我真的不同意科什纳教授的观点，即如果我们对理解特定情况感兴趣，我们就应该撇开那些一般性的理论，比如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事实上。我认为增加我们对历史解释的信心的方法之一，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普遍法则的假设，通过在大量情况下的测试，我们相信它可以作为一个尺度来解释历史，因为它不仅仅是特殊的。举个例子，我研究了很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我在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存在之前就这么做了。尽管如此，就像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一样，我对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个人信息，以及可信承诺的问题是否能充分解释1914年的战争原因产生了兴趣。我发现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来构造为什么所有欧洲国家都认为1914年是发动战争的好年份。讨价还价理论能解释这个吗？我之所以有兴趣这么做，正是因为这似乎是讨价还价理论的一个难题，我在文章中的回答部分是在理性讨价还价理论的框架内，即贝叶斯理论——理性决策者如何根据获取的信息更新他们的观念。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论点，每个人都认为1914年对他们有利这一悖论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更新信息时是理性的，但他们更新的基线是不同的，并且是根据不同的标准来觉得应该对什么进行更新的。所以，我发现用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和贝叶斯理性主义作为工具来构建这个论点是非常有用的，尽管它的背景是试图理解理性理论的难题，而不仅仅是为理性主义者的辉煌见解鼓掌。我想顺便提一句，利用讨价还价理论的标准，思考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冲突升级的路径以及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是一种有益的练习,即使你认为讨价还价理论只是有助于建立一个组织问题的框架，即使你认为答案最终不是严格理性的。
接下来是我认识的另一个学者的例子。事实上，科什纳教授今天早上已经以新古典现实主义赞美过他了——这就是罗伯特·吉尔平。他的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讲述了帝国的过度扩张及其在历史上的霸权斗争。科什纳教授没有提到的是，吉尔平的整本书是建立在帝国扩张的理性主义均衡理论基础之上的，吉尔平感兴趣的是在两个方面使用理性主义均衡理论。一个是理性主义模型中的复杂性导致帝国的收入和成本失衡，帝国边缘的市场失灵。但他也用它作为衡量非理性因素影响美国决策和国内政治的尺度。那么，我们应该抛弃那些有效地构建我们工作的理性主义理论吗？还是说，我们应该感激有一个结构良好的演绎理论存在，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某种有组织的框架来应对科什纳教授所描述的、处于不确定性（而非风险）中的世界？
我同意科什纳教授所说的关于寡头垄断理论（Oligopoly Theory）不确定性的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思考。我想简短地讲一下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本书中，科什纳教授在很大程度上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的两种即使不是完全对立、也是截然不同的方法。我相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自由主义大国在过往国际体系的六次战争中都处于胜利一方，这并非巧合。因为我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是最好的现实主义者。今天早上科什纳教授谈到了为什么美国是唯一的地区霸主的两个原因之一，是美国很幸运地诞生在一个大陆上，这个大陆离所有其他大国都非常非常远，这些大国很难向美国的邻国投射力量。但另一个许多历史学家谈论的原因是，美国通过被邀请来建立帝国。美利坚帝国在20世纪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威权国家攻击其他大国的结果，其中许多是自由民主的大国，然后这些大国请求美国来帮助他们打败威权国家侵略者，把他们赶出去，让美国来组织他们周边的安全体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东亚。这些历史学家说，这就是科什纳教授悖论的解决方案，即霸权是好事。但通过邀请来谋求霸权的帝国是不好的。对别人争夺霸权的失败做出回应，是解决科什纳教授几分钟前向我们精心提出的矛盾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是一本很棒的书。每个人都必须要读。然后，在你读完之后，提出一个可以使摇摆不定的局势稍微平息些的综合观点。谢谢！
实际上我发现我和科什纳教授的作品有很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曾经翻译过两本国际关系著作，一本是在座的杰克·斯奈德教授的《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另一本是阿诺德·沃尔弗斯的《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两本书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都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两位作者也都属于现实主义学派，并且沃尔弗斯还是一位古典现实主义者。
今天趁这个机会，我准备向科什纳教授提几个问题，同时也和先前斯奈德教授的评论相呼应。第一个问题是，现实主义有很多流派，比如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我很想知道科什纳教授如此强调古典现实主义的原因。我记得我在15年前曾经问过斯奈德教授怎么看待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问题，斯奈德教授当时回答说，他自己绝对不是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不是一个理论。因而我很想知道，为何您不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而选择古典现实主义。
我的第二个问题和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有关。科什纳教授认为艾利森教授（Graham Alison）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误读，但我们怎么才能判断一种看法是否是对历史的误读？毕竟历史学家对同一问题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想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认同历史之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但历史路径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有没有局限性？历史类比怎样才能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有效工具？怎样防止或者减少历史的误用或者滥用？“修昔底德陷阱”，无论是哪个版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借用来讨论今天的中美关系？
我也有几个问题请教阎学通老师。阎老师差不多30年前在北京大学曾经教过我国际关系理论的课。阎老师201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大国领导力》中（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2019, Princeton）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不仅系统分析了道义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而且还在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的理论框架下，将大国的国家领导作为关键自变量，用基于政府道义观念的国家领导类型的变化来解释大国的崛起。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阎教授之前对于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有清晰的因果链条，可以为西方学术同行所理解和欣赏，这是很少见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贡献。我想问阎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您谈到国家利益时，认为它们是由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但同时您在本书中也强调了政府道义以及领导类型的多样性和主观性，为什么您认为“国家利益的大小是由客观现实而不是道义决定的”呢？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和主观认定这两者能够截然分开吗？第二个问题是在《大国领导力》这本书的结尾，您预测了未来十年国际政治的变化，包括没有全球领导的两极化格局、不稳定但并非冷战的国际秩序，以及缺乏主流价值和战略信誉等问题。我想知道在此书出版四年之后，您是否认为您的预测仍然准确？我认为缺乏主流价值和战略信誉现在来看是确实存在的，那新的冷战或者两极格局有没有出现？如今的中美竞争是某种程度的冷战吗？我记得您好像说过，当前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美缺乏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过去的四年间，中美之间似乎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问题，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以上是给科什纳教授和阎教授分别提的两个问题。当我在读你们两位的著作时，感觉你们都像是回归到了古典现实主义，你们二位都同意很多古典现实主义的假设，比如国际政治是由权力、声誉、财富、领导人等重要因素所形塑，历史、政治、外交、道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但二位在某些方面似乎也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在我看来，阎老师比较重视大国以及国际格局，而科什纳教授则不太重视国际格局。阎教授更加重视理论的预测作用，事实上，阎教授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巨擘，尤以提倡对国际关系进行更加科学系统的研究而著称；科什纳教授对科学方法则看上去更谨慎，认为理论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宁愿用“预期”而不是“预测”这个词，并认为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大特点。这些是我个人的初步观察，我认为二位教授对理论的“理性”和“刚性”程度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不知道两位是否这么认为。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Jonathan Kirshner：很感谢大家的认真点评，不过我要把刚刚大家提出的问题重新排一下顺序，我想先从斯奈德教授开始，他准确地观察到了我对于杰维斯和吉尔平的尊敬，我认为这两位学者的作品对于任何想要了解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我和斯奈德教授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可能与我未能准确表达我所说的理性主义有关，我并不想直接反对理性主义，而是重拾现实主义，重拾理性，而不是拒绝现实主义和拒绝理性。我也并不认为国家作为行为体是不理性的，按照现有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定义，理性本身是有争议的。这里我想先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是我的精神领袖，开始谈起。
凯恩斯所认为的行为体（经济人）是理性的，他提出了可检验的假设，具体而微观地对不同的经济事物赋予数学假设。他是一个严谨的制表师和统计学家。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核心在于对人类理性本质的探讨。古典经济学理论将理性概念化，而我对于理性的唯一批评并不是声称人或者国家是非理性的，而是理解理性的方式。凯恩斯认为，人未必遵循单一的关于理性的思考模式，他们经常求助于理性，也经常使用传统和经验的知识，因为他们的信息是有限的，这不是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而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
另外，针对斯奈德教授的提问，我并不同意他关于世界大战的解读。他认为如果参与者通过不同模型选择信息，那么理性预期就会崩溃。正如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曾经说过的，所有参与者必须共享同一种模型。我对于战争的解释并不站在理性的一边，否则理性的定义将变得狭隘。我们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不是反驳理性，而只是反驳理性被定义的方式。
阎教授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在书中的一个观点，这与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事实有关，任何现实主义者都会关注系统中的权力平衡。当我们在谈论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衰落和终结时，我们不得不提到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教授，他通常被认为是霸权稳定理论的鼻祖。他认为霸权对于国际领导力很重要，大萧条时期之所以国际合作会失败，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无力合作，美国也不愿意担任国际领导。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权力和目的相结合的方式来理解国家行为，观察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命运。古典现实主义要求我们理解国家想要什么，而国家想要什么是由历史决定的，而结构现实主义很少强调国家过去的经历。另外，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如果要了解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变化，不能只看权力的分配，也要理解目的的变化，而美国在20世纪的历史经验在分析目的时显得格外重要。
于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会试着解答，我认为它们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这不得不提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如果我想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是如何行动的，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我必须要谈到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经验，以及一战对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创伤。苏联属于共产主义是事实，那如果我们做一个有趣的反事实推理试验，想象一下如果共产党在德国执政、法西斯在俄国执政，那当时英国对德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吗？如果答案为是，则说明你是一个糟糕的结构现实主义者，但是是一个优秀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中，英国的外交政策就会受到其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不允许这种思考，它是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改良版，可以说是“新新现实主义”。但他们认为这个词说起来很累赘，所以他们决定采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说法。但我个人觉得在新古典现实主义当中并没有什么古典现实主义的成分。
然后，你问了一个很好的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也就是艾利森对它的评论。你是对的。我和艾利森谁对修昔底德的解读是正确的呢？我当然会说我是对的。但我邀请你们都读一读长达四百页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多数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不是说今天与会的各位，都在走修昔底德旋转门——他们带着开放的斯巴达精神，随着雅典的崛起而进入，17年后，他们带着无数次对话而退出，得出的结论是强者做他们想做的和必须做的。但实际上这是一本400页的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教训。我不是古典学学者，我只读过修昔底德著作的英文版。但我认为，如果你仔细阅读修昔底德的原著，你会发现，除了简单的口号之外，他还为世界政治提供了许多教训。他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老练的思想家，如果他只关心战争的起因，那么他会只用一个章节来结束他的书。
这让我又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凯恩斯，我把他和杰维斯及吉尔平放在一起，他们都是影响巨大的思想家。我想强调的是凯恩斯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他认为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现象适用于物理学，但并没有说苹果有关于它是否应该从树上掉下来的想法，社会科学有动机和目的，而自然科学没有。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能解释社会关系、目的和动机选择的思考方式来看待社会科学，但这很难汇聚到自然科学的模型中。这是经济学正在犯的根本性错误之一，我在想有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也都曾经犯过这个错误。
最后我想说，我非常感谢所有人的评论和批评，我很享受这场对话。
阎学通：好的，我将会很简短地进行回答。我想我有三个与道德、利益和冷战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道德的。从我的立场来看，我认为道义很重要，这确实是借用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思想。在古典现实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的讨论中，为什么道义变得很重要？实际上，最近有9本关于道德观的书出版，从我的理解来看，是因为道义被用来对领导的类型进行了分类。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不同类型的领导者是相关的，但他们又各有不同。这是一种道义感，那为什么说他们的道义感是客观的？总的来说，道义就是人，没有人，就没有道义。但道义是由谁来判断的呢？是由第三方来判断的，而不是由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判断的。所以这取决于第三方或大多数第三方是否将你的行为视为道义的或不道义的。这个客观事实意味着判断是客观的，你不能靠自己做出判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道义和国际环境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定义了国家利益，也框定了美国大国的利益。但是，道义也同时定义了决定政策的领导者，或意味着保护或实现由国际环境这一客观因素定义的利益的战略方法。这就是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利益是客观的，你通过环境找到它；而道义是一个主体是由第三方判定的。因此，以这种方式，如果第三方认为你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内部支持，使你更容易保护你的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冷战的。我的答案很直接：不，冷战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至少在未来10年，冷战不可能发生，因为产生冷战的前提条件不存在。因为，只有当中国和美国试图扩大它们的意识形态时，才会有意识形态的竞争。但是它们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吗？实际上，在数字时代，如果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它们的意识形态影响范围，任何一方都不能赢得竞争，因为意识形态的扩张不会帮助这个国家改善或增加它的数字能力。所以现在的竞争，竞争的核心是数字技术，或数字入侵的优势。这样一来，双方都必须是为了获得数字优势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扩张，它们只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工具。甚至美国也说过，他们只想在目前的民主国家中保存民主，而不是向外扩张。以从我的理解来看，冷战只是一个历史性的特殊节点。在此之前的2000到3000年没有冷战，非常可能的是，在此之后的至少100年内，也不会有冷战。历史不会重复这一特殊节点。
Brigitta van Rheinberg：非常感谢。斯奈德教授，请您也非常快速地进行一个回应吧。
Jack Snyder：乔纳森，我可能不得不让你失望了，因为我同意你说的所有内容以及你的回答，谢谢。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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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itta van Rheinberg：太棒了！现在我想让观众进行提问。这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关于政策制定者发声的类型——我们如何量化研究这些不同的类型呢？这是给阎教授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变量的一些结构数据是可获得的，可能会是非常有趣的研究。科什纳教授还没有真正谈到过类型，或者说是研究领导者。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两位的看法。阎教授请您先快速地进行回答，然后我想再听听科什纳教授的想法，您是否认为这是可行的？
阎学通：好的。现在领导力已经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词汇了，很多文章都以此为标题。实际上，为什么人们强调领导力？因为领导力是由领导们的胜利拉开序幕的。与此同时，美国战争中的民主制度不再能控制国家，但领导人却可以控制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当领导层发生变化时会使全球秩序也发生改变。因此，现在人们担心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的发展趋势，每个人都明白，秩序的发展趋势将由大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决定。现在，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至少现在我们观察到，他们以前都喜欢这样的政策：即倾向于开放的政策，倾向于全球化。但现在，他们都喜欢采取一种孤立主义或保护主义的方式进行国家治理。重要的是，即使是欧盟领导人也如此。欧盟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之一，但是现在欧盟做出的决定都反全球化而行之，例如去年他们在食品、技术、材料、数字和数据这五个领域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整合或减少国际一体化。因此，如果连欧盟都更喜欢这种保护主义，我的意思是如果连欧盟的政策制定者都更喜欢逆全球化，又怎么能把秩序这个词放回到全球化趋势当中呢？
Brigitta van Rheinberg：谢谢。在我看来，这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发展之一。实际上，在更加全球化、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当下，我们不是更多地进行对话沟通，而是再次变得孤立。下面有请科什纳教授进行回答。
Jonathan Kirshner：我的回答非常简短，因为在领导者问题上，我会听从阎教授的意见。但我想说的是，古典现实主义民意调查的观点是，领导者很重要，外交也很重要。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关于它的一般化理论，但我总是会尝试反事实推理，也就是说，更换领导人或外交官是否会带来结果的改变？以马岛战争为例，如果撒切尔没有担任首相，那么无论是在保守党的领导层还是在反对党内部，我不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选择参加马岛战争。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马岛战争，我们需要思考领导者这一变量。
Brigitta van Rheinberg：太棒了。我再读一个问题：古典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具有活力？会更关注趋势和未来的动态吗？换句话说，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必须开始利用结构现实主义来理解当下的世界，相信大国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军事威胁，美国必须在军事层面作出回应？乔治·凯南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美国的竞争是不对称的，与之相比，苏联的军事威胁不仅着眼于军事和安全方面，也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因此，它是一个可以兼顾到我们刚才谈到的所有问题的动态理论吗？
Jonathan Kirshner：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可以是静态的或动态的。如果你只看权力平衡，这实际上是一个静态的系统理论。如果你看到的是权力平衡的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理论。正如斯奈德教授所说，我深受吉尔平的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一个动态的系统理论。我确实认为古典现实主义倾向于强调动态而不是静态，也就是说，我认为它倾向于更多地强调权力平衡的变化，而不是权力分配本身。但是，我认为它与狭隘的系统理论有所不同，只看系统本身是不明确的，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想感谢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另一位重要的古典现实主义者，他倾向于关注国家的政治统治，以及它可能如何影响权力平衡。但我想把重点放在美中关系上，在东亚的政治中，我们确实需要考虑政治影响力的分配，而不是在权力平衡中计算坦克和军队。我认为如果凯南还在的话，他会敦促美国的政策更多地集中在努力塑造该地区的政治动态，而不是准备与中国进行军事化对抗，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凯南的思想引入这一组合。
Brigitta van Rheinberg：太棒了。说得太好了。
阎学通：我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很难成为一种动态理论，因为现实中，国际格局或权力结构已经从冷战的两极到单极，演变为现在的多极化，并且延续这样一个链条。世界格局部分保持这样的格局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无关紧要。第二，所有这些变化并没有带来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并使安全局势发生变化。实际上，你会发现代理人战争还在继续，只是或多或少在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所以我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很难成为一种动态理论，主要是因为核武器加持下的核威慑战略维护了总体的和平。对于不同的三个时期，安全领域的状态非常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结构理论很难与现实相适应。
Brigitta van Rheinberg：谢谢您。现在我们的研讨会已经接近尾声，我想感谢你们所有人，衷心感谢你们的参与，感谢科什纳教授提出了这么好的问题，感谢你们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真正设法在对话中达成一些共识。感谢斯奈德教授，他说他最终同意了科什纳教授所说的很多内容。我还想感谢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我们共同主办这次活动，真的太精彩了。于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提问，我们希望能继续延续此次的成功合作。您在会谈中也提到了翻译的问题，以及翻译彼此作品的重要性，而您已翻译过斯奈德教授的作品。我们也已经翻译了阎学通教授的作品，并希望继续翻译中国学者的其他著作。我对这次研讨会的圆满举办感到高兴，感谢在场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今天过的愉快，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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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written Future：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本书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估，这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舞台上关键事件的重要方法。作者指出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潜在继任者的根本缺陷，并展示了这种更古老、更细致、更复杂的研究世界政治的方法如何更好地解释了过去的事件。作者还揭示了这种方法是如何被用来理解当前的重要问题的，比如中国崛起的影响，社会和经济变化改变力量平衡和国际冲突性质的方式，以及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的终结对世界政治未来的影响。An Unwritten Future 重新审视了现实主义传统，重新强调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争议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展示了一个曾经流行的思想流派如何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提供宝贵的见解。本书章节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什么是古典现实主义？修昔底德和他的继承者
Chapter 1 What Is Classical Realism? Thucydides and His Descendants
第二章 重拾现实主义
Chapter 2 Reclaiming Realism
第三章 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古典现实主义：经久的难题
Chapter 3 Why We Need Classical Realism: Enduring Puzzles
第四章 古典现实主义的局限
Chapter 4 The Limits of Classical Realism
第五章 现实主义、经济与政治
Chapter 5 Realism, Economics, and Politics
第六章 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
Chapter 6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第七章 权力、政治、可能性：古典现实主义的技艺
Chapter 7 Power, Politics, and Prospect: The Craft of Classical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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